18 年高级工程师的漫漫移民路

01

上世纪 70 年代初，我出生在山东沿海的一个小山村。直到 1991 年高考后，我才第一次走出县城，去青岛读大学，学的是应用物理专业。

4 年时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与力学、光学、理论物理等学科打交道。其实，除了少数可能从事高精尖的学霸，这些科目难以让普通人养家糊口。好在到了大三，系里零星开设了模拟电路、数字电路、信号检测与转换等较为实用的课程。

大学毕业时，我原本有机会留在青岛，去一些效益不佳的国有企业混日子。奈何当时目光短浅，接受不了这些企业开出的三四百元的标准档案工资，转而回到县城一家规模较大、做大型中央空调机组的乡镇企业 —— 因为工资可以开到六百多。

力学、电磁学、理论物理在这里用不上，得益于零星的电子电路知识，我被分到了电气自动化控制部门。部门的整体职责是负责空调机组的电气自动控制系统，研发用不着我，有高薪从上海的专业研究所聘请过来的工程师，负责画图纸、出元器件型号清单、编程序。我的职责与一批没读过大学的员工一样：售后服务，也就是去工地调试维修保养设备。

然而，一开始工作时，我就发现售后调试 —— 把乱七八糟的线接到正确的位置，保证它们别出险情，保证设备正常运转 —— 我也不一定会。没办法，必须从头开始学。

中央空调机组电气控制系统的核心元件，是 “可编程序控制器”，简称 PLC。在 90 年代初的大学里，还没有相关的课程。整套程序如何开始、结束以及实现各种功能，都是工程师在厂内编好的，调试人员没机会上手。偶尔现场遇到一些编程的细微改动，工程师远程指导就行。

熟悉套路后，这份工作倒是清闲，但明显对自身的职业发展益处不大。随后几年，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企业效益逐年下滑，工资优势也逐渐消耗殆尽。

2001 年前后，我回到青岛，进了一家民企，也是做机电一体化设备的，不过实力有限，大型设备做不了，只能做一些小型的机电设备 —— 小型设备不需要成熟的电气工程师，所以我来了。

没想到几个月后公司居然揽下一条全新的空调生产线。老板明白我还是 “半成品”，特地从南京聘请了一个老朋友负责电气设计，要我配合就成。

配合初期大家热情都挺高涨，老板的朋友也是隔三岔五就来一趟。不久，估计老板对朋友的 “意思” 没到位，渐渐就来得少了。老板当然明白个中缘故，冠冕堂皇地宣讲了一番 “公司长期利益” 后，顺水推舟把皮球踢给了我，之后再也不提从外部聘请工程师的事情。压力也是动力，我迅速成熟起来。

两年后，我又应聘进了青岛的一家意大利独资企业，主要是生产各种燃油燃气锅炉。我的岗位是电气工程师，职责是燃油燃气锅炉的电气控制系统设计。外国资本家节省成本的本事一点不比中国老板差 —— 整个公司只有我一个人负责电气。

从售前投标方案开始，我就得介入，然后绘出相应的电气图纸，列出所选用的元器件型号规格，联系外协厂家加工制作，编制控制程序。最后，还得参与或者远程指导现场调试维修。

岁月一下就溜走了好几年。在这几年间，我在青岛买了房，结了婚，有了孩子。我当时想，这是一个从山村走出来的农家子弟能打拼到的最高境界了。

02

2008 年，我 35 岁。

总部在英国的一家世界 500 强企业决定在青岛建设新工厂，招聘机电设备工程师，要求从前期土建开始介入，一直到整个车间生产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并交付使用。我跳槽过去才知道，整个项目是要关闭一家欧洲的生产工厂，将所有的设备全部搬迁到青岛来。我要负责其中一个车间，还需要去欧洲现场完成一些工作。

在这之前，作为售后服务技术员，我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但从来没踏出过国门。当然，生活里有各种焦虑时，比如孩子教育、空气污染，我也听别人谈起过国外的种种利好，但也仅限于听听而已。出国？移民？那都是别人家的事情。忽然这一天，出国的机会居然来到了我跟前，而且不用自己花钱，不是去非洲、东南亚，不是去伊拉克、阿富汗，是去欧洲发达国家，

真的像做梦！

踏上欧洲土地，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 原来我们小时候的蓝天白云并没有消失；原来并不是只有狂按喇叭才能勉强通行；原来并不一定非得焦虑浮躁才能过完一天…… 原来，生活可以这个样子！

回到国内，我免不了会跟朋友聊起国外的事情。聊的次数多了，戏谑的话语就形成了空想：“我是不是也可以试试移民啊！” 闲暇时做了些功课，发现空想并不是幻想 —— 以我当时的技术水平和工作经验，申请技术移民可能性非常大。

请示了一下专业英语八级的媳妇儿，当场热血沸腾：“好！好！好！”

问问 3 岁的闺女：“带你去国外吧？”

答曰：“我不去，我又不会英语。”

小孩子的话是不能影响大局的，道理说给她也不会明白的。我只能在心里合计：等你见识到了压根儿不知作业为何物的外国学校时，你就会知道老子的良苦用心了。

多方打听后，我重新联系上已经移民到加拿大的大学同学，反馈是：“你这水平来加拿大，一点儿问题没有，来吧！”

彼时加拿大接受境外申请，试试呗，啥也不耽误。我担心中介有坑，没找他们，自己大体上能看懂加拿大官方网站上的要求，结合一些移民论坛里真真假假的经验，摸着石头一步一步走。经过了大半年的准备，在 2008 年 11 月中旬，我凑齐了自认为比较完美的资料，按照加拿大官方要求的地址，邮寄了出去。邮寄之前，还按要求电汇了申请费。

然而到了 11 月底，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就发生了变动，我的职业被排除在了 “紧缺职业列表” 之外。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既没收到加拿大移民局要求补充材料的信息，也没收到明确说明被拒签的信息。我的材料和电汇出去的钱，就好像石头掉进了大海。

移民是需要语言成绩的，那时候加拿大不要求一开始就提交语言能力证明材料，可以在补材料时候提交，通行的标准是雅思 6.5 分以上。雅思考试成绩有效期两年，不参加考试，怕到时候来不及，参加考试，又怕考过了在成绩有效期内收不到加拿大移民局要求补充材料的信息。在焦虑地等消息期间，我不是在考雅思，就是在准备考雅思。

一直到 2011 年的年底的时候，我才收到了加拿大移民局退回来的申请材料，正式宣告移民加拿大的企图失败。

时至今日，我也没收到声称会退的申请费。

2012 年，公司的整体搬迁项目进入了尾声。因为公司的产品是乳胶类产品，一旦设备投入了生产，我们这一群机电设备工程师就有了尾大不掉的意思。

此时，比我早两三年申请加拿大技术移民的一个女同事成功了，她来辞职时笑靥如花，这又刺激了我一下：还是得再努力一把呀！加拿大不行了，可以把目光转向南半球。当然，欧洲一些小国家，时不时爆出个买房子就可以移民的消息，可是语言不通，去了没法生活。英国倒是讲英语，可是日暮黄昏的日不落帝国自恃清高，没有让我明确可及的移民政策。

研究南半球许久，目标锁定新西兰。以我的年龄，申请澳大利亚的技术移民，难度太大，雅思成绩就高出半分。39 岁了，最好选一个稍微有把握的。新西兰移民局比加拿大灵活，可以在网上申请。无论接不接受，几周就会有消息，痛快干脆。而且，初审通过后，整个的审理过程，也不过 6 个月。

我登陆新西兰移民局官方网站，按照它 EOI 系统（Expression Of Interest，表达意向，也称 “入池”）的要求，一步一步填入自己的实际情况，顺利达到了分数要求，两周后自动入选。我忍不住窃喜了一下，以为这事儿就这么成了。然而，我认为我的工作经验可以加分，可移民官却不这么认为，对方不久就发来了婉拒的邮件，在拒签的同时委婉地表示：申请费收下了。

不过，移民官的邮件还留下了余地：如果有新西兰雇主愿意为你担保，给你出具雇佣证明，你的这次申请还可以有效。

为此，我赶紧越洋发简历。我的工作经历、技术水平吸引了好几家新西兰公司的青睐，可是一到关键点，他们口风就转向一致：欢迎你登陆新西兰以后跟我们联系。

怎么登陆？他们不说。

事情论证到最后是这样 —— 当时 35 岁以上的人要移民新西兰，只有一条路：申请学生签。待毕业后（至少是就读于学时 1 年以上的本科院校），可以申请工作签，其后才能合法工作，进而才能谈到雇主担保事宜，拿到新西兰的居留签证。

这意味着，我要么立马辞职去读书，要么放弃移民。

那时候我还是远远低估了移民路上的荆棘坎坷，一门心思地认定了眼前的生活没有什么好留恋的 —— 我不是机关事业单位编制，也不是国有企业工程师，只是个外资企业目前还有用的工程师而已，还能有用几天？一旦移民成功，那曾经见过的和传说中的各种好，就可以握在手中了。即便到头来还是被拒签，也损失不了什么，换家公司做回从前就是。

辞职吧。

03

以我国内的本科学历申请新西兰大学的研究生课程，一点问题没有。尽管我当时没有语言成绩（我在国内考过几次雅思，都没考过 6.5。不过就算考过也没用，读书跟移民需要的雅思成绩种类不一样），但还是顺利拿到了奥克兰理工大学的入学通知书。

通知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奥克兰理工大学附属的语言学校的入学通知书，立即有效（后来我知道，所有的语言学校，通俗地说，都是随到随学）；第二部分是专业课的通知书，只有语言学校顺利毕业（或者考出 6.5 分的雅思成绩），它才生效，这种通知书有个名称叫：condition offer。

有了通知书，就可以申请签证了。

新西兰并没有申请学生签证的年龄限制，但是，意料之中，签证官对我的出国动机表示了怀疑 —— 尽管怀疑，也没有拒签，而是 “打个折扣地” 批准了，批了我一个限制性的学生签证，有效期只有几个月。这意味着，读完语言学校，我需要重新申请学生签证。

这也拉开了我与新西兰移民局打交道的序幕。前前后后，我一共申请了七八次各类签证。每申请一次，就得交一次申请费。最便宜的学生签也得 1500 元人民币左右，最贵的移民签收了 1 万多人民币。我很怀疑，某些时候新西兰移民局是不是有意为之，目的是创收。

2012 年 9 月 18 号，我第一次以个人名义出国，登陆新西兰奥克兰。

走之前跟各路朋友聚了一下，被喷得几乎生无可恋：老家的朋友说我不顾父母感受 —— 留着面子没说我不报效国家；以前的同事说我不务正业 —— 公司要上新项目了，不辞职的话，我还是大拿。

此时，闺女已经上小学了，移民还没眉目。因为双方老人都不方便来青岛帮忙照看，媳妇儿只好全职在家带娃。第一次登陆新西兰不可能全家一起出动，我一走，家里就她们娘俩儿了。我必须得尽快把专业课的有条件录取通知书变成无条件的，而唯一的方法就是尽快参加雅思考试并且考过。

入境后，我第一时间就去奥克兰的雅思考点报了名，然后在指定的日期参加了考试。因为雅思考试全球同步，所以这里的考试与国内一早开考不同，是在下午开考，口语抢在了第二天。

经过数日的等待，我拿到了本次考试的成绩，先是有些吃惊，继而心里凉了半截 —— 我最没把握的口语居然一考而过，我最有把握的听力居然差了半分。半分，也就是一个选择题的差距。要是在国内，估计这又是白费了，可是这次听过来人说，可以拿两次的雅思成绩到系里去申请试试，碰碰运气。

这次我碰了好运。我拿着这一次的雅思成绩单，和国内一次听力合格的雅思成绩单，换来了专业课的正式录取通知书。我到今天也不知道，是老师高抬贵手，还是疏忽 —— 我国内的雅思成绩，是移民类别的。

拿到通知书的我信心爆棚，改签机票，回到了青岛。回到家我就撺掇媳妇儿：“别找工作了，申请陪读签证，跟我一起拥抱新西兰吧。”

媳妇儿蠢蠢欲动，然而还是回绝了：“我才不跟你去坐吃山空呢。”

专业课在 2013 年 2 月份开学。

那之前我除了再次申请学生签证，别无他事。申请学生签证只是走形式，交钱而已 —— 外国人非常重信誉，我在初次登陆新西兰的过程中，既没有像被怀疑的那样打黑工，也没有逾期不离境，而是迅速地为新西兰经济做了贡献，然后迅速地离开了，这无疑树立了良好的信誉。

重新回到新西兰进入专业课程学习，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离开校园 18 年了，很难让 40 岁的自己迅速回到 20 岁的状态。从小到大，我接受的都是纯中国式教育，老师教一就是一，教二就是二，老师没教三，不会，而眼下，一下子撞进了纯外国式的教育，老师们不会面面俱到、反复强调，而是能不讲的一概省略，坐等学生带着问题上门求教 —— 问题是，我连问题还都提不出来。语言也是个障碍，连蒙带求人地绕过了雅思关，以为捡了个便宜，可真到专业课堂了才明白，蒙过了雅思，不等于能搞明白专业课老师在讲什么。

第一学期结束时，我还没有完全搞明白要求的课程作业需要怎么去完成，进而收到学校发来的警告邮件，大概意思是：我在第一学期项目课上的表现比较差，这可能会导致我难以毕业，为此，请在第二学期加倍努力。

“项目课” 是一门贯穿两个学期的实践与理论结合课程，要求学生在一个学年里首先制作出一个 “产品”，然后写出相关的项目报告，最终还要集中展出。这门课 45 学分，占总分（120 分）的 1/3 还多。第一学期，我没太把这门课当回事，相比我在以往工作过程中完成的各种项目来说，它实在很小儿科，就想着第二学期再说，因此很少出现在实验室，也很少去找导师。

收到邮件时，我愣住了，又担心又惭愧 —— 自己一个在世界 500 强企业里负责过整个车间搬迁项目的高级工程师，难道要在新西兰大学课堂上翻船？

第二学期，我整天都战战兢兢的。真有问题当然得去找导师，没有问题也得找个问题在老师跟前露个脸，有事没事都得去实验室转一圈。实验室有专门的技术老师协助指导学生项目制作，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的水平不如以前我手下的技术员。可是时空改变了，在这里我就得恭恭敬敬聆听人家 “指导”—— 我想，我收到的警告邮件应该有他们的 “贡献”，当然，我既不敢问也不敢分辨。

忙忙活活走到学期终了，苦心人，天没负，我如愿拿到 45 学分，当然是以及格线通过的 —— 警告之后，再好的成果也只能被划入及格。

及格就及格吧，通过了就表示我顺利毕业，可以申请新西兰工作签证了。

04

在本土大学本科毕业以后，申请新西兰工作签证（OPEN VISA）的拒签率基本为零。想象中从此就该一帆风顺了 —— 凭着新西兰紧缺行业 18 年的工作经验，凭着新西兰合法的工作签证，找一份相关的技术工作，申请新西兰的技术移民。

跟国内类似，新西兰的大型企业也会到大学开推介招聘会，我很积极地递交了求职信，均石沉大海。后来听说，这种大型本土企业根本不理会担保移民这一套。

我投给猎头的简历倒是很快得到了积极的反馈，紧接着就安排了面试。从面试环境看，公司类似国内那种暴发户式的民营企业。没等到第二天，猎头就转述了公司的意见：不合适。

在中国的外资企业里，英语就基本上是工作语言，我在其中工作了近 10 年，又专门读过新西兰的语言学校，考过了雅思，在纯英语的授课环境中学习了 1 年。可现在公司认为不合适的理由，竟然还是语言能力不够。

那之后，我又接二连三又收到了一些被拒绝的理由：没有本地工作经验、没有新西兰电工上岗资格证、年龄偏大…… 最奇葩理由是：你以前使用的都是日本品牌 PLC，我们公司主要使用欧洲品牌 PLC。这相当于说，你会开日本车，不会开欧洲车，所以不合适。

隐藏在背后的种族歧视若隐若现，刺得人心疼。

于是，我想着试试华人公司吧，做生产的企业也不少。前期投简历、电话沟通、约定面试都比较顺利，见到负责人面谈时候也不存在语言障碍。负责人也明确表示，公司确实可以提供担保，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负责人开出的条件：新西兰法定最低工资。然后，从上班开始扣押部分工资，顺利干满 3 年才返还。而且，至少先工作半年以后才能开始担保。

我不知道假如我当时接受这些条件，一直干下去会怎么样。那时我觉得这些条件太过苛刻，于是提出了比最低工资高一半的待遇要求 —— 我觉得，按照我的技术水平应该可以得到。可是老板不觉得，只好擦肩而过。

我的简历后来还被拿在了加油站、零售店之类的老板手上。老板们一边浏览我的简历一边感叹：“不错！人才啊，我们可以合作一下。”

“怎么合作？”

“你到我这里上班，我帮你打税，帮你提供移民局需要的各种证明文件。你除了定期把税转给我以外，另外一次性支付我 3 万纽刀。”

我从事了 18 年工程师工作的大脑，忽然自觉脑洞实在太小。

2014 年都到了下半年了，我在奥克兰的工作还没有头绪，移民更是无从谈起。无可奈何之下，跟媳妇儿摊牌：“要不咱放弃吧？”

不是亲自实干的人，总以为凡事手到擒来：“花了 30 万学费（这还仅仅是学费，还不算那些杂七杂八的申请费、考试费、交通费等等）你现在要放弃？开什么国际玩笑！”

退而求其次，跟闺女寻求些支援：“爸爸不带你出国了，好不好？”

“不好，我要去新西兰！”

“为什么呀？”

“老师布置了太多作业……”

防患于我先斩后奏，老婆很快给闺女办理了休学，一纸机票飞来了奥克兰。

我的工作签证还在有效期内，所以她们可以申请工作签和学生签。入境第三天，只凭着一封带着地址的信和学生签证，闺女就进了附近的学校。进学校第二天回来就跟我说：“爸爸，我再也不回中国的学校了。”

“嗯？你会英语了吗？”

“虽然现在还不太会，但是我很快就能学会的。”

孩子果然很快就完全适应了英语教学环境，奈何移民还是没有头绪。这意味着顶多半年以后，我们就得打道回府。一家三口蜗居在租住的公寓里，我忍不住怀念起青岛小房子里以往被忽视掉的各种好。

实在想不出办法了，我也琢磨：万一工作签证到期了以后还没有公司担保，怎么办？难道还得继续申请学生签证继续读书吗？学费从哪来？

不知道。

老婆从一入境开始就加入了找工作行列，两个人有一个能突围就解决大问题了。只不过我这工程师不行，国内英语八级基础上又磨炼了十几年的专业英语人才也没好到哪里去。工作有的是：零售店员、加油站前台、饭店服务员、按摩店技师（正规中国按摩店，几乎跟中餐馆一样流行）等等，可是想让老板担保移民，难！难！难！

而且这些地方，其实大部分也根本没有担保资格。

山重水复之时，终于见一丝柳暗花明。

2014 年 9 月底，我收到了一家牛奶灌装公司的工作邀请。公司不在奥克兰，在 5 个小时车程之外的霍尔湾。工作岗位既不是电气工程师，也不是电气技术员，是灌装机操作工。灌装机是从中国进口来的，老板不在乎语言，不在乎本地工作经验，只在乎是不是能把中国产的牛奶灌装机操作好，这个我在行。

我必须得去了，可是孩子不能跟着。折腾到现在，唯一没偏离初衷的，就是孩子的教育。离开奥克兰的教育环境，到偏远地区的学校就读，还不如留在青岛的学校呢！

于是，在奥克兰汇合没多久，我们又开始了分离生活。

经过了 4 年大学本科，18 年电气项目工程师，1 年多新西兰国立大学研究生教育之后，我在离奥克兰几百公里之外的地方，从事了这样的工作：日常无固定工作时间，无论多晚，灌装完毕下班；定期参与设备拆卸维护，不分技术工作体力工作，必须参与；按需要提出设备改进计划，并给出图纸，编制调试程序，无额外工资。工作地点是充满了噪声弥漫着消毒液的车间。

身体受损，少活几年的事情已经顾不得了，只要公司出具担保文件。在这个问题上，洋老板倒是比较配合。虽然起初只是签了份临时合同，但是 1 个月以后就同意换成了移民局认可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 这意味着，我可以正式递交移民申请了。

因为找工作签证的有效期剩下的时间不足以完成移民申请，我不得不又申请了另一种雇主担保的工作签证，再次给移民局贡献了若干申请费。

移民局有不少默认的潜规则，其中之一是中国的申请人一般会分到印度裔申请官那里。反过来，印度的申请人通常由华裔申请官处理。我暗暗期盼自己成为例外，自己人毕竟好办事，可到底还是掉入了潜规则。移民官首先又质疑了我的语言能力，要求我提供有效的雅思成绩，我一边晕头转向地在车间劳作，一边搜肠刮肚酝酿给她的解释：我有正规的 1 年以上本地学历，现在又在正规的本地公司内工作，按照规定，这不需要雅思成绩。

移民官也怕投诉，不提了。跟着又质疑我的配偶关系，真是又挑战了我的脑洞啊 —— 我有经过中国公证处公证过、经过新西兰太平绅士签过字的结婚证，有持有正规中国护照、正规新西兰学生签证、在奥克兰上着学的孩子，就因为我们暂时没在一起，就是弄虚作假？

不搭理她肯定坏事，只好紧急搜集紧急拍摄一些照片奉上。

2015 年 5 月 8 号，我们一家三口拿到了新西兰的居留签证。签证不是卡，更不是传说中绿色的卡，只是一页纸而已。

那一年，我 42 岁了。5 月 9 号，我辞职，月底回到了奥克兰，准备拥抱全新的生活。

05

我自信满满，以为既然申请到了新西兰的居留签证，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获得跟在国内时候类似的工作了。因了这份自信，我首先安排了一次回国，潜意识大概是想嘚瑟一下。

嘚瑟当然就要大肆鼓吹各种好处，没想到跟谁提，谁都不愿意听我说。

跟父母说，迎头遭到母亲一顿痛骂：“用到你的时候你跑去天边。”

跟老家的朋友说，朋友一脸嫌弃：“一个蛮荒小岛，有什么意思。”

跟以前的同事说，同事转移话题：“下个月我要去英国培训了，新西兰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吧？”

从那时候起到现在，我在国内闭口不提新西兰，提也往坏里描述。

从国内返回奥克兰后，我就开始四处发简历，满心以为不用多久就会有若干公司打电话要求面试，之后发来工作邀请。可是，越发简历心越慌，我就像被列入了黑名单的人一样，要么收不到任何信息，要么就是收到了非常客气、千篇一律的婉拒邮件。偶有电话来，简单沟通以后，接着就再无音讯。

翻看本地论坛的帖子，发现跟我同样境遇的人大有人在，一句牢骚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没上岸盼着上岸，上岸了才发现，还是没什么好工作。”“上岸” 是通行于中国人中，对拿到居留签证的称呼。

我自己不断地反思这些事情，间或也跟有限的几个朋友聊起可能的原因。担保签证肯定不是问题了，剩下的无非就是：工作经验、年龄、电工资格证。我是有了一些本地的工作经历了，然而工作经历仅仅只是 “操作工” 而已，离电气 PLC 工程师差得好远。老板们看重的本地工程师的工作经验，我还是没有。

42 岁的年龄也许可以说还是好时候，但任何一家公司招聘这个年龄的员工，肯定是希望人来了马上就能独当一面。而一个根本没有本地电气工程师工作经验的人，是不足以让人信任的。还有电工资格证 —— 新西兰很多行业都非常严格地讲究持证上岗，存在着各种风险的电气行业更是不能例外，老板宁肯停工，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否则出点问题，就是关门的后果。

新西兰的电工资格证可不是像国内那样，简单到甚至交上钱就可以拿到。首先得上学培训，其后得先从事学徒工作，前前后后至少得 3 年才能获得具有独立操作资格的电工资格证。学徒就是我干活，持证人签字。我可以很自信地说，签字的人，没有我技术水平高。

走投无路，从头开始学电工证吧。

跟朋友聊起这想法的时候，朋友的一句话无意中开启了另一种思路：在这里花那么长时间学电工证，你还不如回国内 XX 技校学开挖掘机呢。新西兰奇缺修路工人，不但工资高，而且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 没有夜间施工，正点上下班；周末休息，公共假日休息；而且，下雨刮风也休息。新西兰的冬天可是十日九风雨呢。

这么一说我才知道，XX 技校居然在国外的我们这些人中提及率很高！整体考量一下，回国内，不一定学开挖掘机，可以考虑手机电脑维修呀、车载 GPS 倒车雷达安装更换呀，以我的专业基础，学这些用不了太长时间。

2015 年春节期间，我在青岛参加了某技校的汽车电器培训班，历时 3 个月。

如果可以自己当老板，没有人愿意给别人打工。从事电气技术工作出身的我，实事求是地说，没有老板的大心脏。可是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好歹也得尝试一下。2016 年春节过后，我回到新西兰，别无他法，尝试着自己联系帮别人安装更换车载电器产品。车载电器都是 12V 直流电的，没有生命危险，不需要电工证。

半年下来，差点饿死。

本地有很多年一直从事这一行的专业公司，进货、报关、安装售后，一条龙服务，各种汽车电器产品随时有货随时安装。本地网上论坛里常年布满了 “专业汽车电器更换、维修、维护” 的各种广告帖子，开出的价格没有最低，只有更低。我要从这分一块蛋糕糊口，可能性微乎其微。

这期间，尽管我媳妇儿没断了找工作，但也都是没有下文。反正也得开车接送孩子上学，干脆干起了机场接送，说白了就是黑出租。

“被警察逮着怎么办？被人家持牌司机投诉怎么办？”

“那我就做个刁民！” 跟我时不时就后悔一回不一样，这位女司机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是不会后悔的，至少我出来见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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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新西兰，女儿入学的第一天（作者供图）

生活再坎坷也得照顾孩子的教育。为了这个目标，我们搬来了奥克兰北岸地区，在口碑比较好的学校旁边落了脚 —— 新西兰各类中学的入学条件，只要求租住附近即可。

既然没有条件、没有能力独自创业，只能继续寄希望于给别人打工。可能是得益于那 3 个月的汽车电器培训经历，我被奥克兰北岸一家房车制造公司相中了。职位是 ASSEMBLER（安装工人）。

2016 年 9 月份，我入职。工作任务是在生产线上负责房车里里外外各种电器的安装接线。工作时间是早晨 7 点到下午 5 点半，周五到下午 3 点。如果在国内，我是怎么也不可能去应聘这种职位的。可是，几年来的经历，彻底消磨掉了我处处跟国内曾经的生活相比的勇气。

我的师傅是一个欧洲白人，没出三天，我就从他嘴里学会了外国人使用频率最高的骂人词汇，还有他的口头禅：“我早就不想干了！” 半说话半比划外加文字的沟通过程中，这位老兄告诉我，他来自马其顿，在欧洲也是有几十号手下的老板，来到新西兰居然从事了他以前的手下都不干的工作 —— 难怪这老兄动不动就开骂。

跟他不一样，我觉得这份工作还挺优越：上午和下午各有一次一刻钟的休息，不扣工资；每天中午，有半个小时的午饭时间；老板是本地人，温文尔雅，循规蹈矩，严格遵守新西兰本地的劳工法规，不必担心会像华人老板那样动不动克扣薪水。

自打我在新西兰谋生以来，无论是面试过的还是曾经干过的工作，无一例外，全部只给予新西兰法定最低工资 ——2016 年是 15.25 纽币 / 小时（新西兰是论时薪）。而在这家房车公司，我第一次脱离了最低工薪阶层，入职工资就比最低工资高了 3 块钱。

2018 年上半年，看看工作比较稳定，可以负担房贷了，东挪西凑了首付，在奥克兰北岸买下了自己的房子。新西兰自然灾害比较多，常住居民很少住高楼大厦，习惯住平地上的房子。与中国农村不同，他们习惯把房子建在一片地的中央，然后把整片地用篱笆围起来，我们的房子也是这样。房子不靠马路，只要回到家，就远离了尘世喧嚣。房子外围，有草坪，有青菜，有果树，有鲜花。在篱笆下弯腰摘一片花瓣，抬头就看到远处的青山。不上班的早晨，唤醒我的，只有鸟叫声。

邻居们有本地人，有韩国人，但没有中国人。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但也鲜有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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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的小鸟（作者供图）

06

我在房车公司做安装工人的日子，渐渐就数进了第 4 个年头。

最如鱼得水的就是闺女了。她已经从小学进入了高中，改变的是年级，不变的是作息 —— 所有中学早晨 8 点半上课，下午 3 点放学。高中阶段，周三 9 点半上课，还是 3 点放学。作业方面，小学没有，初中象征性地开始布置，高中算是正式有作业，那跟国内也没法比。老子以为大好光阴该学些中国文化，已进入叛逆期的丫头一句话就把我怼住：“我又不在中国，学什么中文！”

出国以前已经是 “副总” 级别的老婆，辗转三四年，混了个 “家政服务员” 的正式工作 —— 供职于政府出钱的机构，开着车东跑西窜上门去给老年人、残疾人服务。我觉得甚是委屈，本尊倒是不太在乎：“挺好，可以赚纽币！”

我自己清楚，不可能再干安装工人干到退休，就算思想愿意，每天 9 个小时的体力工作也早晚会让身体受不了的。可是我又无力挣脱，孩子渐渐长大了，不再非要我照顾，有时候也想：要不，回国内去工作吧，不管怎么说，至少身体能承受得住。

可现实很打脸：这几年工业控制技术发展很快，而我离它们越来越远。

我又想，朋友就是致富门路，回国去跟原来的同事混呗，几年下来，他们肯定为官一方了。最先想到那个曾经去英国培训的同事，未敢唐突，先侧面了解一下，结果是：这朋友先是离开了公司，后来又二进宫回到了公司，现在的上司是原来其他部门的年轻小孩升职过来的，动辄就被训得哑口无言，却已不能拍屁股走人。

可想而知，我回去会是什么情况，肯定还不如这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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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初在车间（作者供图）

2020 年，百年不遇的特大疫情席卷了全球。新西兰有着得天独厚的防疫地理优势，政府在 3 月底果断 “封国”，除了必备的超市、药店之类以外，全部学校停止开放，全部工厂停产隔离。

病毒没对民众生命安全造成太大威胁，可经济就难逃浩劫了。我们公司的高层在居家隔离期间频频开会，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唯有重组，重组也就是裁员。

实事求是地说，入职三四年以来，我的工作一直是备受好评的。按照工作业绩来评估的话，裁员是裁不到我的。可是，这不是在中国，这是在新西兰。任何一个国家的公司在面临这种突发事件的时候，不得不考虑政府的意思。而政府的意思，当然优先保证本地人的利益。

意料之中，我失去了工作机会。如果只是我个人，也许我还会和老板谈谈，可这是一半以上的员工同时被裁，我谈不谈，也没什么意义了。

半年过去，事情好像也没有一开始预料的那么糟，时不时传来的消息显示，公司的业务并没有萎缩多少，不少房车还被新西兰政府拿去做了隔离设施。我预感会有这么一天，却也并不太盼望，但这一天还是来了：公司打来了让我重新回去上班的电话。

我犹豫了犹豫，放弃了。

转天就接到了欧洲老兄的电话：“我要回去上班了。” 我想告诉他前几天的公司电话，顿了顿还是不说了 —— 公司原来就不需要那么多电器安装工人，经过疫情这么一折腾，显然趁机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我要是答应回去，就没欧洲老兄什么事儿了。

未来怎么样？不明朗。

新西兰政府的失业救济金再有几个月就领完了，老婆那时而长时而短的工作时间保证不了稳定的收入，国内的猎头时不时地发来几个招聘的信息，初步接触之后都没有了回音。在这个国内同龄人都已经稳稳当当的中年时代，我又一次站到了生活的十字路口。

不止一次地问自己：如果时光倒流，一切可以重来一次，我还会不会选择抛弃稳定的工程师生涯、走上始终跌跌撞撞的移民道路呢？

此问终究无可答，只是当时已惘然。

后记

转眼就是 2021 年下半年了。

经过了无数次锲而不舍的申请，媳妇儿终于成为了新西兰翻译协会的正式会员。这 “护身符” 很是管用，接二连三就签约了几家翻译公司，能正儿八经地居家工作了 —— 电话翻译，聊着天儿就把钱赚下来了。

已进入高三的闺女完全适应了高中的生活，各门功课都是优秀，两年后不用经受高考就至少可以进入新西兰的顶级大学深造，是否去其他国家得看将来的情形了（新西兰初中两年、高中五年，然后不用高考，凭平时的成绩申请大学即可）。

数我最不给力，依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想想也没什么大不了，人生不都是起起伏伏的嘛！焉知蛰伏过后，不是另一次涅槃？

来源：[在人间](https://www.163.com/renjian/article/GEUQFEKC000181RK.html)